六二年四月二日我正式上班了，终于结束了四处游击，无正当职业的局面。我那时年仅十七虚岁，是在铜陵有色建按公司做壮工，也叫力工。该单位是刚从合肥调来铜陵的，他的前身是东北冶金工业建筑按装工程公司分支出来的。第一天上班是抬大土，就是建筑时的土方剥离。全班有十二个人，都比我大，只有我和一个姓马的年龄小，但他月份比我还大七个月。他的体力也较弱些。他们想排挤掉我俩，所以头一天是发狂的干活，班长拿最强的劳力分别与我俩搭对，想一天就累垮我们。哪晓得我是久经沙场的年轻老将，随你左肩、右肩、打大锤、扶纤子，我样样拿得起，放得下，比那些年龄大但未经体力劳动锻炼的人只强不弱。虽然如此，但他们还是使坏，最后两箩筐大土垒起来抬，想压垮我。我虽然很累，但由于平时就干体力活，还是硬撑着顶了下来。下班回家，父母问我累不累，我为了不让他们担心和着急，就说不累，能干的下来。可是到了晚上上床时，双腿硬是挪不上床，为了不让父母看见，只好偷偷的侧身坐在床沿用双手抱着一条腿往床上挪，再回过身挪另一条腿。晚上睡的特香，第二天接着上班，干了一个星期后，大家也熟了，我的实力也体现出来了，因此，干活也恢复了理性。第一个月发薪时，我首先买了一个闹钟。因为那时大家计时都靠工厂的汽笛报时，非常的受制于人。现在上班了，必须正点到班，因无计时器，才开始上班的那几天，都比别人早到一二个小时。所以非常的需要一个闹钟。我捧着它回家时，老父亲在病床上一眼看见，立马用发颤的声音说：小儿子也挣到饭吃了，我走也就放心了。我们听了心里非常的难受，尽选好听的话宽慰他，可是大家都清楚，老父亲已是在倒计时了。这一点他比我们还清楚。他已经在按排自已的后事了，最让他揪心的是我的瞎姐姐的后半生的生活按排问题。可是，阎王要你三更走，谁有能力留你到五更。就在几天后的一个零晨二点多钟，老父亲终于乘鹤西去，留下终生遗憾，死不暝目，在我们子女的心中，老父亲是一位勤劳、扑实、忠厚善良的长者。他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美好的永久的记忆。
由于我所服务的单位是搞工、民建筑按装的，工作的流动性特别大。那时的铜陵市比不上发达地区的一个乡镇，单位既无班车，更无公共汽车。连自行车有钱也买不到，那可是凭票供应的紧俏商品。因此，一切活动都得靠两条腿，有时来回的路程要抵得上上班时间的一半还略多，而我们先前是力工，现在虽是内包合同工，但受的歧视是非常明显的，有关领导和管理人员不把我们这一千二三百来号合同工当人看，甚至在某些方面连古代奴隶都不如。那些所谓的服务队的队长，根本不把我们所受的盘剥当回事，而是一意奉迎那些施工的工长，哪会帮我们说话。他她们一天到晚不出一两力气，拿的工钱比我们拼死拼活的工作所得还多得多。他她们怎敢得罪甲方而为我们撑腰呢。更何况五八年大跃进冒顶后，连续几年工业生产不景气，大批的下放工人，现在有班上就己难能可贵了。只是心中有股怨气，人格上被分成三六九等，哪能叫人气顺呢。因此，人人都在瞄着机会，按现在的说法，准备跳槽。而个别无体力，无专长的队长还散怖恐吓言论，谁不服管理，今后有好单位招收工人也不允许去，这是劳动局说的。真是天大的笑话，他她们为了不劳而获，想方设法控制我们不辞工。否则，他她们成了光杆子司令，还能有存在的价值吗。己经不断的有人开始不辞而别，时间一长，倒也真的触动了某些领导的神经。他们为了留住这些廉价的好劳力，故而放出风来说：本单位马上要转正一批合同工，愿学徒的可以学徒，什么工种都可以，任你们选。这张空头支票还真的起作用，在一定的时间里还真未有人再跳槽。但假的总归是假的，伪装一旦剥去，再巧的甜言密语也哄骗不了醒悟了的人们，也正好赶上全国工业复苏，各单位都在不同程度的招工。这下可就象炸了棚的鸭子。连飞带跑，十去八九，只剩下老弱残兵，这下给只会盘剥人的建筑公司的头头当头一棒。他们现在是想招招不着，想留留不住，基建任务又压下来，急得他们象热锅上的蚂蚁。活该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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